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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2/3页)

;  不过在佩奇踢了他一脚之后,吴川还是遵从了自己现在这位老板的意愿,改口向伯爵表示愿意为对方服务,只不过他有些担心自己学问不到,影响了伯爵对于这些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理解。

    伯爵对此只是哈哈一笑,让吴川放宽心说,他只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好不让自己闭门造车而已。闭门造车是吴川自己对伯爵意思的理解,伯爵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罢了。

    伯爵手上收藏的中国文化典籍译本有十多本之多,不过有好些是重复的书籍,光是一个《论语》译本就有三种之多。三种译本中最薄的一本,是1898年出版的英译节选版《论语》,这也是最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一个译本,里面的用词可谓是相当的精确,就

好似孔子用英语自己写下来的一般。

    吴川翻到了译者的名字,发现了用中文书写的辜鸿铭三字,这个清末真正的国学大师之名他还是听说过的,于是对于这一译本他完全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两本都是俄译本,一本发行的较早,是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较新了,是今年发售的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译的版本。

    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比较简洁,但是和19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犯了一个毛病,不仅喜欢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还常常自作主张的删除了许多有碍基督教理念的章节语句,这一版本就显得有些混乱而缺乏逻辑了。

    至于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版本,是三种译本中最为完整的。难得可贵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语言之美,这一版本尽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词搭配和修辞手法,以使译本尽量达到语句对仗工整和富有节奏感。

    从伯爵大女儿以俄、英两种语言的重复朗诵中,吴川能够听出这位教授的确下了相当的功夫去翻译。而且这位教授应该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他就不能把这么多注释和背景材料正确的加入到译本内,使得初学者更容易去理解《论语》一书到底说了什么典故。

    不过也正因为巴.斯.波波夫过于借助了中国学者对于《论语》的解读,使得这一版本变得拖沓冗长,且失去了《论语》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哲理。老实讲,把它当成一种东方文化的通俗读物,也许更为适合一些。

    吴川一边听着丽莎读着三个版本中的语句,一边从记忆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复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繁琐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儿外,佩奇和谢尔盖上尉都差不多听的昏昏欲睡了。

    “…不,这三句话中的道不能翻译成三个不同的名词,虽然在俄语的语境内也许很适合,但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义。这样的翻译等于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个主张,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托尔斯泰伯爵对于吴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不由追问道:“那么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认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爱,反而是这个道呢?”

    吴川:“…”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答辩时间。更糟糕的是,他还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来答辩,这简直就是考验他的英文词汇量啊。虽然这些日子里他通过背诵英俄字典丰富了不少英文词汇,但是想要把《论语》中的道这个词完整的用英语表达出来,还是有些为难他了。

    思考了许久之后,吴川用拇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绞尽脑汁的向伯爵解释道:“在说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够向您解释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

    伯爵虽然不明白吴川为什么要扯这么远,但是作为这两年来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对这些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他还是很乐意花费上一些时间,听听对方对本国文化的看法的。他还让管家谢苗推掉了后面的几个会面。

    吴川对此倒也没有多想,他全神贯注在了自己的记忆中,然后将过去学到的知识重新组织后,向伯爵说道:“孔子比耶稣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纸张,能够用以书写的载体只有铜器、丝帛和竹木制成的书简。

    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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