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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谦的这个说法已经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激烈了。这也让伍豪也不能继续装没听到了。只是李谦至少表面上还是个“党外人士”，而且是一个对人民党非常友好的，为人民党作出了很多贡献的“党外人士”。他的这话虽然过头了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值得团结，甚至是必须团结的对象。

所以伍豪想了想，然后说：“涉川，你说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而社会革命要比这个复杂多了。我想你应该知道，对人民党来说，纪律性是何等重要。对于上级或者中央的决定，党员是必须服从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党内应该是先民主然后再集中。我赞同要保持高度的纪律性，事实上，我的研究团队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有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纪律。但是在做方案讨论的时候，我们却是非常民主的，哪怕是一个还没拿到硕士的本科生，只要是在团队中，他就可以在方案讨论或者是每周的研究碰头会上平等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最终他的建议是否被接纳并不一定，但至少他的观点可以提出来，并且得到讨论。我想贵党马上就要召开的大会，也应该兼有我们的方案讨论和阶段性总结的作用，在这种会议上，也应该要有一个党内民主的过程吧？我认为这也正是通过民主，让人民党真正团结起来，避免内部消耗的，并且让你们的党走上正确的道路的机会。”李谦说。

“涉川，我觉得你还是对共产国际的同志有太多的偏见了。”伍豪也正色说，“不可否认，在我们的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同志，有些事情是犯了错误的。比如罗易把共产国际的信件给汪兆铭看，再比如说李德同志在军事上也的确犯了很多的错误。这些错误的确也给我们的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涉川，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你能想象一下我们的党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吗？”

“这……”李谦一下子愣住了。就情感上来说，李谦很想说“没这帮子人乱搞，情况要好得多”，但是李谦自己也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革命党同样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引导，能够产生的革命党按照道理，应该也就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水平，或者说，曾琦他们的那个青年党，最后弄成个什么样子了？虽然李谦一直不太看得起蒋介石的国民党的组织能力，但是真的要比的话，蒋介石的国民党比起曾琦的青年党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的那些这个党那个会的，还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说起来，国民党之所以比这些政治派别都强，很大一个原因还真就是，他们也是共产国际手把手地教出来列宁式的政党。虽然在背叛革命之后，他们的组织度什么的退化得一塌糊涂，但是遗存下来的一点东西，都已经让他们的水平远高于传统的反动派了。综合来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地影响的确是功大于过的。”李谦忍不住这样想道，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以前对共产国际的看法的确是有不少的成见在里面。

“伍兄，你说的不错，也许，不是也许，我的确是因为过于骄傲，所以对共产国际有一些偏见。”李谦想了想，这样说道，“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从共产国际那里引入的负熵，在中国的系统内，出现人民党这样高度有序化的组织，概率会低很多。甚至于作为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的俄罗斯，如果不是来自欧洲的**的渗透，也不太可能首先建立起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革命中，的确是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的。没有他们，多半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对于这些的确是在为全世界的无产者的解放而努力的人，我的确不应该这样苛刻。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犯下的错误只可能更多。我以前在看待他们的时候，的确是太过骄傲了。”

听到李谦这么说，伍豪倒也有点意外。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李谦这家伙可不是一个肯轻易承认自己错了的人。这家伙在很多事情上相当顽固，再加上这家伙实在是太能干了，干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强，都是他在正确，他就越发地顽固了。如今他能这样想，真的是有点出乎伍豪的预料了。不过对他的这个表现，伍豪还是很高兴的。

“涉川，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伍豪说，“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你写的那个小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弱小和无知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但是傲慢是。’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你肯定能发现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

“你说得对。”李谦说，“不过，你知道弘忍和尚送慧能的故事吗？共产国际对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都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但是，‘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归根到底，革命还是要靠自己的。不能什么都指望老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的成功，正是从怀疑老师，否定老师开始的。”